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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鸿:“真社会性”与艺术史写作的真实性
时间:2015-3-26 20:21:02      点击次数:1765      来源:艺术国际      作者:吴鸿     字体颜色

艺术史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客观记录、整理、分析某个地域范围内的视觉艺术(或基于视觉的其它艺术形式)现象,并进而得出写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关于艺术史学史的研究相较于其它专门史或通史的史学研究而言,其实一直并无特别突出的观点或体系,无非是套用或借用其它门类的史学研究方法而已。及至今日,虽然美术史的写作已经从早期的艺术现象的罗列和艺术家的行状记述,以及近代的技法、风格研究,发展至今天在符号学和图像学理论背景下的社会整体视觉文化分析;即便如此,作为基础性的数据、素材的搜集和整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而言,我们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看,艺术史写作的逻辑是一个线性发生的过程。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一,对于基本素材、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个阶段中,不管是收集还是整理,都应该尽量体现出一种客观的态度和立场,否则艺术史的写作就会变成了一个个人态度史;其二,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写作者所展开分析和研究,并进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这是一个以客观的素材为基础进行主观、抽象的思考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前者的客观性和后者的主观性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前者失去了客观性,也就意味着艺术史写作失去了一定的针对性、真实性和广泛性;而后者失去了主观性,也就失去了每一位写作者依据自身的学养和经验而形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和愿望,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写作活动中,受个人的偏见、局限、能力等所限制,其实是无法做到在第一个阶段中对于素材的客观、真实的收集和掌握。即便如此,这种有局限的写作结果,也不失为是一个“真实”地反映了个人局限性的过程。而在今天的市场化的背景下,因为艺术品越来越金融产品化的市场属性所决定,艺术史写作也往往变成了一种可以为艺术市场背书的可主观操纵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前述的艺术史线性写作逻辑就变成了一个逆向的主观控制后的结果。具体来说,它不再是一个从“客观”的结果中去得出判断的过程;而是先有一个预设的判断,进而围绕这个预设,去搜集那些能够支持这个预设的“论据”,甚至是主观制造、放大一些非真实的基础素材。虽然从结果的非客观性来看,这种替市场背书的方式,与上述的因为写作者个人局限性所带来的视野片面性有一定的相似程度,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背书的方式是在伪造历史。个人的局限性尚可通过与其他人的对比和参照中得以弥补,而以“历史”的名义伪造历史则给后继的研究者带来了甄别的难度。

即便如此,体现在“第二阶段”的这些为了支持写作者主观观点的论据,仍然是一种间接性的“二手素材”;更为隐蔽的是作为“元素材”面目而出现的那些主观元素的结果,比方说那些基于个人恩怨和主观偏见而对素材的收集、整理任意删减的“大事记”。后者的危害性在于,它一旦被其他的个人或机构纳入到第二阶段的“正史”式的表述过程中,后继者再从中引述和转译,历史就会真正迷失在这种个人戾气所笼罩的迷雾之中了。

艺术家之屎

正是为了破除由“个人局限”、“市场化操纵”以及“恶意增减”这三种不负责任的艺术史写作恶习所带来的对于历史真实性的危害,本人曾经提出过在基于数据数字化的前提下,经由互联网环境的搜索引擎应用,可以厘清这种因为主观随意性所造成的“艺术史写作个人化”的流弊。

具体而言,建立在“传输控制协议”和“互联网协议”(TCP/IP)基础之上的国际互联网(因特网)(internet),实现了全球的计算机在共同使用公用语言基础上的互联网络;进而,万维网协议(WWW)最终实现了以超文本标注语言(HTML)与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为基础的面向因特网(Internet)服务的、一致用户界面的信息浏览系统。所以,从原理来讲,只要是按照传输协议接入到互联网的电脑,都可以实现上传和下载的功能。但是,互联网应用也是一个信息量不断增殖的过程,不断加入的海量信息对于人类个体而言是无法及时而有效地检索到的。这就像一个超级图书馆,一方面是书刊资料不断的持续添加;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检索系统的支持,读者也只能是面对一堆杂乱无序的资料库而束手无策。这里就涉及到互联网的第二个基本应用——搜索引擎。

简单来说,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指根据一定的算法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从互联网上搜集信息,并且在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互联网内容检索服务的系统。

在互联网的发展早期,国外以雅虎为代表、国内以搜狐为代表的这些网站所建立的“分类目录查询”非常流行。在这些网站上,分类目录由人工整理维护,按照各种内容分类精选互联网上的优秀网站,并加以一些简要描述,分类放置到不同目录下。用户查询时,通过一层层的目录树的层级分类点击来查找自己想找的网站。有人把这种基于目录树状结构的检索服务网站称为搜索引擎,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搜索引擎,而只是类似于传统的图书馆卡片检索功能的一种人工分类方式。

在搜索引擎技术出现之前,由于没有统一的信息组织标准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处理,难以对无序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检索、共享,这样,分散在各种数据库中的信息就会形成“信息孤岛”。网格技术(great global grid)就是要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互联网上所有资源的全面连通。Robot(机器人)一词对于互联网信息的检索、共享有着特殊的意义。Computer Robot是指某个能以人类无法达到的速度不断重复执行某项任务的自动程序,由于专门用于检索信息的Robot程序像蜘蛛(spider)一样在网络间爬来爬去,因此,搜索引擎的Robot程序被称为spider程序,Computer Robot有时候也被形象化地成为“网络爬虫”。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网络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技术应用,而是具有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地球脑  地球脑(The earth's brain),也有人称之为社会脑(social brain)、超脑(super-brain),在其早期的概念中,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可以看作为带有自己的神经系统的有机体的概念,也即是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而近些年来“地球脑学派”的观点则认为,网络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把“地球村”变成了“地球脑”。人类个体的头脑只是新的庞大的“全球性大脑”的一个“脑细胞”,而因特网就像大脑神经把我们这些“脑细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人类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正在进化为一体。地球脑是正在涌现的以“网络全球化”为基础,数量巨大的拥有发达大脑和创造力的所有人类个体,他们借助于各种信息处理工具,通过各种通信方式,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联系,结合成的具有神经系统特征的自组织巨型网络。该网络具有比个体的人脑更高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造力。它所表现的智能,就是“地球智能”。或者,为了让大多数人更容易接受和传播地球脑思想,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地球是一个脑,每个人是一个神经元。在地球脑的概念下,新的集体智慧或集体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并不是无数的人脑的叠加,而是具有独立智能的一个超级有机体。

在早期互联网中,数据库与普通大众的联系是单向的,大多数人通过网络实现的仅仅是信息的浏览和下载。而在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WEB2.0时代,普通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和上传信息。这样,这个超级智能的神经元就真正触及到了普通人的大脑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曾经乐观地认为,艺术史的“真实”将脱离开个人写作的局限性,而真正能够实现在集体智慧的参与下的集体写作。同时,这种的“集体写作”是随着阅读者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语境,而随时变化着不同的版本。因为“个性化趋势”是搜索引擎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必然趋势之一,阅读者基于这种个性化的搜索方式所得到的结果即是那个合乎自己所需要的艺术史的“真实”。

但是,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独立发展也使之呈现出一种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的特征,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曾经提出,一个有机体或社会的功能越专业化,那么其发展程度也越高,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这个不断演化中的超级智慧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生物学”的特征。

真社会性(Eusociality)  “真社会性”是一种在生物的阶层性分类方式中,一类具有高度社会化组织的动物的生物行为学特征。在真社会性群体中,对于个体来说,进行群体与群体间竞争的利益,大于进行群体内竞争的利益,同时,群体的高度智能化和高效化,是以个体的“功能专业化”和角色的单一化为代价的。就拿“真社会性”生物的代表——蚂蚁来说,个体的进化让位于整体的社会角色分工,也就说,但就某个个体而言,它在集体化的社会种群中已经失去了个体智能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集体化的社会智能高效性只是需要个体在忠实扮演社会角色的同时,只要具备一种能适应集体行动的信息沟通能力和沟通方式就可以了。

“博格人”隐喻  博格人(Borg)是美国科幻影视系列《星际迷航》中虚构的一个宇宙种族。博格人生活在银河系的“德尔塔象限”,是一半为有机物一半为机械系统的生化人。博格个体的身体上装配有大量人造器官及机械,大脑为人造的处理器。以《星际迷航》为代表的生化“异形”一直是好莱坞的一个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它不仅仅是一种科技幻想的载体,同时也是代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对立面的一种政治隐喻形象。在《黑客帝国》、《异形》等大多数的好莱坞科幻作品中,作为政治隐喻形象而出现的“博格人”其实表现出来的就是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相背离的“真社会性”。它既是某种对于未来技术型社会发展的想象,同时也有着现实的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批判的政治针对性。

和作为真社会性生物的蚂蚁社群一样,博格人是严格奉行集体意识的种族,从生理上完全剥夺了个体的自由意识。博格人的社会系统由“博格集合体(Borg collective)”组成,每个集合体中的个体成员通过某种复杂的“子空间通信网络”相互连接。

信息素(pheromone)  信息素(费洛蒙)区别于荷尔蒙(Hormone)也被称做外激素,指的是由一个个体分泌到体外,被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通过嗅觉器官察觉,使后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情绪、心理或生理机制到底改变的物质。它具有通讯功能。在蚂蚁的真社会性生物行为协作中,协调各个个体之间的统一行动的,信息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蚁群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  蚁群算法又称蚂蚁算法,是一种用来在图中寻找优化路径的机率型算法,其灵感来源于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发现路径的行为。当一只蚂蚁找到食物以后,它会向环境释放一种挥发性分泌物“信息素”,吸引其他的蚂蚁过来,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蚂蚁经过这条路线,蚁巢和食物之间最正确的那条道路上的信息素也就会越来越得到加强;反之,那些偶然走过的路线上的信息素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慢慢挥发掉。这样,个体的行为虽然是盲目的,仅仅是一只蚂蚁跟随另一只蚂蚁而已,但是通过集体的选择之后,似乎又能呈现出某种“群集智能”的特征。

信息酶  酶(Enzym)是指一种具有生物催化功能的高分子物质。在酶的催化反应体系中,反应物分子被称为底物,底物通过酶的催化转化为另一种分子。而“信息酶”是笔者杜撰出来的一个名词,指的是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会因为某种传播机制的作用,而发生信息的性质和强度的转化。

比方说当用户以关键词的方式在网络中查找信息时,搜索引擎会在数据库中进行搜寻,如果找到与用户要求内容相符的网站,便采用特殊的算法——通常根据网页中关键词的匹配程度、出现的位置、频次、链接质量——计算出各网页的相关度排名等级,然后根据关联度高低,按顺序将这些网页链接返回给用户。这也有点像蚁群算法的另一种变体,由“关联度”而决定的排名等级实际上也有些类似于一只蚂蚁追随另一只蚂蚁的信息素的过程。这是由搜索引擎特殊的算法机制而决定的,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盲目性。比方说,2008年由于贵州瓮安的一起群体事件而使“俯卧撑”成为了当年的“年度热词”,随着这种搜索“关联度”的加强,广州的某位主持人在几年前做的一组本已被人遗忘的行为艺术“俯卧撑”,也随之走红。

另外,以Facebook、Twitter,以及中文的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一方面改变了互联网信息的传输主体属性,也就说,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互联网上传信息;而不像此前那样,个体在不是某个网站的管理人员的前提下,是无法将信息上传到互联网之中的。同时,从另一方面而言,通过“转发”和“评论”的功能,普通大众的“关注”也可以参与到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属性。特别是中文语境下的微博、微信等,更是发展和强化了大众的这种“关注力”的重要性。

这种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促使其发生性质转化的因素,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学特征即是上述的“真社会性”。它所体现出的特点就是在整体的智能型得到强化的同时,是以个体的无意识性为前提的。个体按照信息素的指引,在信息接受行为模式上呈现出某种趋同性;同时,这种趋同化的行为本身也在强化着那个信息素的通讯功能。网络黑客技术中有一个术语叫“肉鸡”,指的是那些可以被黑客远程控制的机器。黑客可以随意操纵它并利用它做任何事情。而在社交网络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也就像有一个超级大脑通过以信息酶为工具,控制并利用那些浑噩的肉鸡(包括那些抽象的算法技术,以及具体的、受网络集体无意识行为模式控制的大众)。其过程,也印证了涂尔干的“社会有机体”观点,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越是以其组成个体的“无机化”为代价的。

去酶化  在现代网络化的真社会性的现实中,联系、集合各种信息,并通过自身的技术或社会性机制衍生出新的“子代信息”的,正是信息酶的作用。在这里,信息酶的概念是一个象征,我们把某个进入到网络传播机制中的信息称之为“底物”,底物在这种具备了“酶性”的机制的作用下,在量级或属性上发生变异,成为另外一种信息,这就是“信息酶”的作用。

这种象征性包含了两个层面。

其一,通过搜索引擎的算法和排序所体现出来的技术性层面。能否从海量的数据量中将有效的信息提取出来并推荐给用户,从而使信息的重要级从“一般数据”变成为“有用的信息”和“重要的信息”;而用户通过反复点击推荐链接的过程,也会不断增加这种信息的重要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畸变”权重关系。也可以这么说,算法机制影响到大众对于某个信息的接受程度,而大众在信息酶作用下“从众”式的浏览行为方式也会进一步加重该信息酶的强度,从而使“元信息”的性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其二,在社交媒体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层面。社交媒体就相当于是一个用网络连接起来的虚拟的“超级广场”。原理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每个人的意见其他的所有人也都可以能听到。但是正如同在现实中一样,这种原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就像在现实中的广场聚会一样,除了聚会的组织者(社交媒体的编程者和管理者)之外,其他人更多的只是在一些小圈子里窃窃私语,并不能把自己的意见有效地传递更多的听众。设想一下,大众是处于在无序的状态下,并无相互之间沟通可能的“囚徒困境”,在群氓的状态中,只能是简单地通过提高自己的音量来获取别人的注意。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众声喧哗,信息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在相互干扰中被抵消掉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无非是,一方面夸大信息的重要性和奇异性,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建立更多的关系网络,进而通过这种网络来有效传播自己的意见。这样,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中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信息的“奇观化”,也可以这么说,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中所折射出来的心理本质也即是“奇观社会”的媒介化变现。在这里,社交媒体通过“转发”和“评论”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信息的“奇观化”的过程,与上述的搜索引擎通过算法机制的关联性“权重畸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程序算法在这里被替换成了大众心理。而大众心理的趋同性更符合前述的信息酶的原理,最终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大众在信息酶的吸引下,通过“从众”式的浏览行为方式的参与,进而改变“原信息”的性质的过程。

我们把问题再简单整理一下:为了打破美术史的传统写作方式方式中,“个人化写作模式”的主观性、局限性和利益操纵性所带来的对于艺术史真实性的篡改和歪曲,通过将艺术现象的数据转换,并且个人得以自由上传各自所掌握的艺术史原始素材,再经过国际互联网的联接,从而实现一个理论上的全球共享的信息平台。但是这个理论上得以全球共享的超级数据库是原始的、混沌的,在搜索引擎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这个全球共享的知识平台开始具备了大脑神经的有机性特征。从现阶段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程序水平而言,所谓的全球脑还仅仅是一个假设,因为超级数据库的实现只是解决了一个“脑容量”的问题,即使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的集合和互联,个体意义上的“人脑”之间的联系性被无限度地加强了,人脑变成了“地球脑”的一个个神经元。但是即便如此,作为关键性因素的地球脑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及至目前还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所以,地球脑在现阶还只是体现出一种人脑的集合体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网络而实现的虚拟的互联网社会,从生物社会学的意义上而言,只不过是个体价值越来越弱化的“真社会性”生物行为学特征。在这个阶段中,在地球脑的自我独立意志觉醒之前,应用型的技术还是带有人性的劣根性和局限性。信息酶的假设,是基于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在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真社会性”特征,而提出来的一个揭示网络信息“奇观化”的本质的命题。

最后,为了解决好在数据互联、共享过程中的“真社会性”的弊端,以及在现阶段互联网环境中“信息酶”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实现基于超级数据库基础之上的对于艺术史“真实性”的还原,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专业性的“去酶化”的过程。

比方说,那些为了迎合搜索引擎的信息关联性的算法机制的“程序化”原理,恶意的“搜索引擎优化”就是利用这些原理的结构性缺陷而人为操纵信息的内在关联度和结果排序,从而使信息的“艺术史”意义发生改变。去酶化就是通过“反程序”来去除这些恶意“优化”所带来的这种权重关系的干扰性。

再比如,通过社会网络媒体的信息奇观化,大众的从众心理被极度地加强。很多善于利用这种奇观化和从众性社会网络特征的人,通过一定的可认为控制的方式放大、强化那些和自己有关的信息的重要性,从而也是要使信息的“艺术史”意义发生改变。去酶化的过程也可以通过判断那些信息与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当事人之间关联度的多少,以及围绕当事人的社交网络关系所累积的权重度,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除这些权重,最终还原到作为元信息的真实状态。

总而言之,去酶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艺术史研究学者、网络技术人员,以及网络社会学学者的共同参与,通过“反程序”的技术编程,最终去除掉那些因为网络程序和互联网社会的“真社会性”所带来的对于艺术史真实性的干扰性因素。

2015年1月20日  于北京通州

 

本文发表于《艺术当代》杂志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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