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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坚:“坐台批评家”的“定力”是特异功能吗
时间:2015-4-23 12:05:45      点击次数:1631      来源:互联网      作者:吴味     字体颜色

“坐台批评家”的“定力”是特异功能吗?
——再回刘骁纯
 

    拙文《“坐台批评家”的瞒和骗——回刘骁纯、彭德、孙振华和俞可》(《艺术国际网》2015年4月3日头条。以下简称拙文)详细分析了刘骁纯的“批评家的定力才是批评自律之本”观点存在的问题,并论证了我的观点:保障社会独立艺术批评事业的根本不是批评家自律(定力)、而是批评体制(刘骁纯的观点应视为针对社会独立艺术批评事业而非个人而言),刘骁纯却写了《回吴味》(《艺术国际网》2015年4月7日头条),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刘骁纯首先说:“这没什么可争的,各走各的路就是了。”当然,就刘骁纯和我个人来说,“各走各的路”那是个人的自由,没有问题。但对于社会独立艺术批评事业来说,认识清楚什么样的路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从而对个体批评家提倡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却是十分必要、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随便“各走各的路”,那是不负责任的。

    刘骁纯接着说他的观点“也并不孤立”,并引用二段名言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墓碑林中一块无名氏墓碑的著名碑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名言)

    很难想象,作为批评家的刘骁纯怎么会引用这样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先看刘骁纯的第一段引言。

    首先,这段话本是一个人临终前的人生感悟,它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或科学理性分析的结论,对于我们争论的艺术批评事业影响因素的这种社会问题没有论据的效力。

     其次,就算人生感悟对他本人来说是对的(其实无法证明),但对他人也未必有普遍性。社会学的普遍性是一种可能性大小的调查实证研究,体现在文章中就是一种逻辑证据分析,不是那种个人人生感悟能够解决的。

    再次,这段人生感悟本身缺乏起码的社会学逻辑合理性,因为一个人年轻时、成熟时和暮年的志向未酬,并不能证明人的一生不能有雄心壮志,更不能证明那个人临终前将人生努力秩序反过来的人生感悟就是正确的。从逻辑上说,一个人只有有雄心壮志,才可能有大成功,因为有雄心壮志,其才可能有规划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去付出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人生行动,包括首先去做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改变自己”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大成功的必须。当然,即使有雄心壮志,也可能不成功,因为上述行动限于各种无法把握的影响因素而不一定都能到位、都能达到目的(上述临终人生感悟中的不成功原因就在这里)。但无雄心壮志,就不可能付出上述行动,则绝无大成功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伟大人物常常年少时即有雄心壮志,而庸碌之人多是无雄心壮志之辈。

    所以,那段临终人生感悟根本上就是一种在人生失败愧感中的自我想象,是一种幻想。仅仅毫无远大目的地去“改变我自己”,而不是去做与“改变我的家庭”、“改变国家”、“改变世界”相匹配的各种行动(这些行动不仅仅是去“改变我自己”,更不仅仅是随随便便的“改变我自己”),是不可能“改变我的家庭”、“改变国家”、“改变世界”的。也所以,个人雄心壮志及努力是个人成功的必须。

    第四,刘骁纯把一个人“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的意志力类比“批评家的定力”(也是意志力),意思是用这个意志力先做好自己才能慢慢改变社会——即影响社会的“个人成功”这种事业的根本因素是“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的意志力,就像说“批评家的定力才是保障社会独立艺术批评事业的根本因素”一样。但首先,上文已经分析仅仅强调“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的意志力是不利于“个人成功”的,它同样需要雄心壮志的意志力;其次,尽管雄心壮志的意志力是“个人成功”的必须,但意志力同样不是一种独立影响因素,而是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它与“批评家的定力”性质相同,且拙文已分析:“‘批评家的定力’并非天生或天生掉下来的独立存在物,而是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各种社会因素通过影响个体批评家(精神、心理、乃至身体)使批评家形成心理精神‘定力’而最终影响独立批评,所以‘批评家的定力’不是独立批评的一种独立影响因素,而是一个中介。而在独立批评的各种社会影响因素中,批评体制是一极为重要、甚至是主要影响因素,好的批评体制(涉及艺术批评的各个方面)可以催生、促进和保护批评家的‘定力’及其发挥,从而促进独立批评事业;而坏的批评体制(如‘坐台批评体制’等)不仅不能保护、还会损害批评家的‘定力’及其发挥,从而损害独立批评事业。”意志力的情况也一样。

    所以,一个社会影响“个人成功”的因素并不是个人的意志力,而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决定了个人意志力的社会产生、保护及其发挥的程度,先进的社会体制比落后的社会体制更有利于“个人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个人成功”的比例显著高于其它国家的根本原因,近代以来影响世界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等各个行业的伟大人物几乎都诞生在欧美发达国家,不是因为它们国家的人民有着天生的意志力(包括智慧),而是因为它们国家的社会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有利于人民产生、保护及发挥意志力。我们一直慨叹为什么建国以后我们再也出不来大师,按刘骁纯的意志决定论,原因只能是建国后我们的人民没有意志力了,但何以没有意志力?难道是被上帝没收了,而不是因为我们落后、乃至腐朽的社会体制导致意志力的枯竭?那我们还整天呼喊什么改革?还有什么希望?

    再看刘骁纯的第二段引言。

    我们的《礼记•大学》严格说来像我们的其它古代思想著作经典一样都不能算是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著作要遵循基本的逻辑论证原则,但我们的古代思想经典的典型特征就是非逻辑论证的独断论,刘骁纯引用的这段话就是典型的独断论。它的渐次推进的“欲……先……”和“……而后……”判断,没有做过任何逻辑论证,仿佛它们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实经不起现代科学逻辑检验:首先,其概念都没有客观界定,导致其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逻辑论证,所有对它的质疑,都可以通过玄学诡辩予以化解,因为玄学本来就有无限的适应性;其次,按现在的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做好、但其秩序有某些颠倒或缺乏前一种作为的情况多的是,比如很多人个人道德不咋的,但其家庭搞得很和谐,治理社会也很有一套。说明它们之间并没有秩序的逻辑必然性。

    刘骁纯引用这段话来说明他的观点,是说“批评家的定力”就是“正心”,它们的性质相同,那么“正心”就与“批评家的定力”一样,也不是保障社会独立艺术批评事业的根本因素,个中道理可参考上文引述。

    不过我要问刘骁纯的是,按这段话中做事的逻辑顺序,“正心”前面还有“诚意”、“致知”、“格物”,“坐台批评家”深陷“坐台”私人利益陷阱而不能自拔,且习惯成自然,他们如何“格物”?如何“致知”?如何“诚意”?没有这些,又如何“正心”——“批评家的定力”?莫非“坐台批评家”的“定力”是天生的特异功能,能够在“坐台”的陷阱中坐怀不乱,而使“坐台批评体制”下的独立艺术批评事业兴旺发达?难道“坐台批评家”都是一些神秘莫测的超人或怪物?!
 
    (后记:刘骁纯说他长期在家养病,不知我为何许人,也没有看过我的文章,所以他的答记者问就不是针对我。这是不明白记者提问的上下文语境。记者提问本来已经针对了包括我在内的讨论“坐台批评体制”的文章,而且记者还直接提及了拙文题目和内容,刘骁纯的答记者问也明确讨论了与我相反的观点,怎么能说不是针对我?刘骁纯不知道我的文章不等于没有进入针对我文章的语境设定。刘骁纯在文章最后说拙文中的“‘坐台批评家’的瞒和骗”、“‘坐台批评家’私心自辩”、“东扯西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既要‘坐台’,又要立牌坊,自欺而又欺人。”等这些批评“坐台批评家”的话语,都与批评和学术无关,其实这也是不明白这些话语的上下文语境。客观具体学术分析下的讽刺性批评修辞实际上是学术批评的价值判断延伸,怎么会与批评和学术无关?由于这两个问题实在浅显,所以不放在正文而后记之。)
 
2015年4月19日于深圳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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