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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 新闻频道 - 【佟玉洁】性别政治、酷儿政治——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经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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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玉洁】性别政治、酷儿政治——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经验史
时间:2016-12-7 10:20:38      点击次数:419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佟玉洁     字体颜色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

    这里所说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经验史,是指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今天,近30年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创作历程呈现的价值体系,其中就包括了文化质疑性的艺术生产中的性别政治,以及身体快乐性的艺术生产中的酷儿政治。由性别政治与酷儿政治构成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经验史表明,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发生机制已经和世界接轨,其中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本土的女性主义艺术与外来语境博弈与互融模式的价值已经呈现;第二,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借他山之石,拓展了自己的文化视野与创作方法。并创作出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和酷儿政治的艺术形态。至此,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无论作为学科意义的方法论,还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意图的实践论,建立起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经验史,已经纳入了世界女性主义艺术政治生态的范畴。

第一章  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启蒙运动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几件大事值得关注:

    1994年艺术批评家徐虹女士发表在《江苏画刊》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走出深渊:给女艺术家与女批评家的一封信》,对美术界男性批评一统天下提出质疑,并指出:“没有清醒的、自觉的女性主义现代艺术,是不彻底的现代艺术”。1999年,中国艺术研究员陶咏白女士与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李湜女士合著《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一书,涉及到中国闺阁画家、妓女画家和新女性画家等几大类。该书是中国女性绘画史的肇始。1999年,艺术批评家廖雯女士在美国采访了露茜·里帕德、朱迪·芝加哥等二十世纪60代至70年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并于200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廖雯与美国女性艺术家访谈录《不再有好女孩》一书,是中国较早地传播西方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文献之一。200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虹女士著作《女性:美术之思》,本书论史结合,传达了作者对中国古今女性艺术的思考。 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艺术研究史学教授李建群等人翻译的《失落与寻找——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书。是传播西方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重要文献之一。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艺术批评家佟玉洁女士的著作《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修辞学》一书,此书重点论述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身份政治与酷儿政治。2015年,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神农架溪源酒店举行。会议围绕着“中国女性艺术三十年”、“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女性艺术”以及“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多元表达”三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性探讨。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发声,还是女性绘画史的书籍出版;无论是翻译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经典之作,还是撰写本土女性主义艺术学术专著,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本土实践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同时影响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发展。在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的互动中,呈现出性别政治与酷儿政治艺术创作多元的文化现象。至此,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主体地位已经确立。

第二章  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


    建立以女性性别为主体的、多维度的质疑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发声机制,反思中国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所遭遇的问题。
 
一、 枪媒介中的性别政治


    在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别政治中,虚拟的枪文化作为身体寓言文本一种的暴力美学的媒介方式,它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当世俗社会把枪定义为男性文化时,女性是伤害的对象。但是当女性身体的反抗作为“枪”的一种媒介方式,便成为了一种女性权力话语的寓言体。中国女性艺术家把个体的性别伤害转换为女性的集体经验,通过枪媒介的艺术方式,探讨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女性性别伤害的共性问题。


    艺术家肖鲁以枪为媒介的行为艺术作品《对话》(图1)是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肇始。少女时代肖鲁受到过性侵害,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灵的伤痛。面对生活十分怅然的肖鲁,徒然转换为一种愤怒,在中国89艺术大展上,艺术家朝着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连开两枪,制造了一起艺术现场的枪击事件。此时,枪击行为与作品《对话》的电话亭,以及电话亭里对话的青年男女,构成了肖鲁全部作品的意义。作品的最初动机是男女两性之间对话的危机。继而成为了人与社会对话的危机。在世俗的生活中,枪文化是属于男性的,并且由枪文化制造出了英雄辈出的一个个男性偶像。但是肖鲁艺术现场的枪击事件,由一个女性艺术家持枪射击自己的作品,男性主导的枪文化演绎为女性与枪的故事。女性为枪的主体寓言,不仅让肖鲁艺术现场的枪击事件罩上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且也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事实。由于枪文化中具有的攻击性与杀伤性,枪文化也就成为政治的一个话题。在中国,枪文化无论在私人领域或者公共领域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它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执行。肖鲁也因为在展览上动用了国家命令禁止的枪支而被拘留。刚刚开幕的当代艺术大展也因肖鲁的艺术枪击行为而被迫关闭。从肖鲁的作品《对话》的枪击事件开始,传统意义的枪文化的主体话语在发生着变化。女性可以成为枪概念的寓言体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多样化地生存在政治文化的空间里,其中包括了艺术领域。

    艺术家李心沫的作品《阴道的记忆》则凸显了男权话语中的性别暴力。艺术家李心沫生长在一个家暴的环境里,从小就目睹了母亲家暴后的悲惨境遇。艺术家把生命的亲历转化为艺术的图像,并选取了女性生殖器官的阴道作为艺术逻辑发生的视觉图像,真实地裸露着女性的阴部与象征着男性阳具的枪支进行对峙,表达了作者文化质疑与批判的态度。女艺术家李心沫的观念图像作品《阴道的记忆》,视觉图像只有阴道与枪两个元素,但是枪的暴力特征作为阳具的文化隐喻,呈现出的两性关系的紧张,并揭示了阳具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压迫下的女性性别伤害问题。我们可以从艺术家肖鲁以及李心沫的作品中看到,枪作为艺术的媒介方式,从真实到虚拟,在作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传递着艺术家的文化批判的政治立场。
 
二、文化质疑中的性别政治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女性作为男权文化消费的对象,从身体的占有,到文化上的占有,并且形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多维统治,完成了从身奸论到视奸论的女性生命的仪式过程。正如酷儿理论家莫尼克·威蒂格所说的“女性受压迫的基础,既是生理的又是历史的。”
    从古巴比伦时期寺院娼妓制度的宗教功能的诞生,再到娼妓制度沦为卖淫的皮肉生意,身奸论中的女性身体一直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文化的承担者。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帝王文化的嫔妃选秀中,女性身体的伤害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达到了登峰造极,而现代社会物欲消费主义中的女性身体沦为色情的对象,以及农村留守女童性侵案的频发问题也十分突出。在艺术家崔岫文的作品《天使》有意味地设计中,将古典皇权建筑作为一种男权社会的象征,而怀孕少女则代表着被压迫的政治符号,让密密麻麻的怀孕少女从古典皇权建筑前走来,传递了历史与现代中国女性性伤害的广泛性与低龄化的某种信息。如果说艺术家崔岫文的作品反映出女性身体占有上的男权社会的批判意识,那么李秀勤的作品《触·叩》中可以看出对女性身份在文化上的伤害与占有的一种反思。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汉字通过假借、象形等功能完成造字机制,其中就有女性字旁完成的汉字,如“奸”、“奴”、“婊”等字,均为女性性别伤害的贬义词。与之不同的是盲文根据人体的肩、臂和膝三点秩序建立造字机制,李秀勤作品《触·叩》利用了两种造字机制叠加形成的悖论,反思造字机制中的压迫与平等理念的话题。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性别与妇女》报告会现场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性别与妇女》报告现场


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做报告

 

    在世界文明史中,从身奸论到视奸论的男权话语的转折,古典美术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古典甚至包括现当代的西方美术史中,由男性艺术家生产出的作为消费对象的女性身体,就包括了我们熟知的公元前二世纪希腊晚期作品《米洛的阿佛洛狄特》,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拉斐尔的作品《西斯廷圣母》,18世纪洛可可时代的法国艺术家布歇的作品《黑发宫女》,20世纪现代艺术中的立体主义艺术家毕加索的作品《亚威农的少女》……她们分别代表神女、圣女、宫女、妓女等不同的文化类型与角色,同时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品质:端庄的、娴淑的、圣洁的、淫荡的……以及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形式:雕塑的、油画的……。文化角色、文化品质与文化形式可以不断的转换,但是唯一不可更改的是女性的赤身裸体。被剥的一干二净的女性身体,屈辱地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最终成为了一个被商品化的、政治化的“性产品”。在艺术家段建宇的观念图像《艺术鸡》中,将世俗的妓女指代为“鸡”,并在书架上置放了大量的活禽母鸡,与书籍共同构成了暧昧的文化关系,制造了一个寓言化的美术史视觉文本。表现出了作者对美术史中男权话语的色欲逻辑的一种批判精神。既使在物欲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体的消费也无所不在。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网络、电视、纸质等媒体合围下的吊诡。雷燕的《假如女性是书写出来的》观念图像作品,通过纸质媒体——无数杂志封面中个女性大头像的合成的影像作品,跳出了一个鲜明的英文字母WOMAN(女人),揭示了女性作为时尚与色情的符号,在欲望消费的视觉性欲中处境的尴尬。纵观历史,女性身体的消费性源自于男权话语生物性的政治逻辑,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所说:“雄性比雌性更高贵。所以雄性为统治者,雌性为被统治者。”



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做报告


 
三、反抗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美国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曾经过:“不平等的性化先于性别出现,而性别则是其结果”。在古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特(维纳斯)是天神乌拉诺斯被斩断的阳具流淌到大海中的精液变成的。可见阿佛洛狄特是男权话语中的身体政治学的产物。阿佛洛狄特的女性身体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男性赋予她什么样的权力特征,女神或者是爱神,她只要是男性生产的欲望身体,那么女性的生理性别只是一个假象。维持这种假象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争取女人的文化认同感,给她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文化品质:美丽、贤惠;给她一个被男权社会认定的女性气质:性感、温柔。与此同时,男性气质的女性身体的生产也由男性来进行。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父的宙斯,吞下一个生殖女神梅蒂斯的身体,便从自己的头颅中诞生的智慧女神雅典娜。除了赋予雅典娜女性慈悲而柔美的目光之外,同时给她了一身战士的盔甲,她是战斗中英勇精神的象征,并作为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道德的象征。由此可见,无论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还是爱神阿佛洛狄特,都是男性生产的女性身体政治学模式的样板,作为西方文化启蒙时期的艺术想象,她是男性文化的产物,而不属于女性文化的范畴。美国作家、历史学家葛尔·罗宾指出:性的领域具有着内在的政治学模式、不公正模式以及压迫模式。 在男权制的社会中,男性是万物的主宰,生产并制造芸芸众生的世界,它不仅成为了一种强权政治话语统治的模式,而且成为了的强权政治话语的不公正模式与压迫模式,共同构成了古典历史政治学中女性主体地位丧失的话语模式。针对艺术史上男性艺术家建立的女性身体的政治模式、不公正模式和压迫模式,女艺术家通过身体错置文本以及身体寓言文本建立的反抗模式与文化质疑方式,还原女性多元生存的权力话语。
    利用身体的错置文本建立一种女性话语主体的视觉政治图像,是女性主义艺术性别政治的特征之一。在艺术家雷燕的观念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中,艺术家作为个人政治的双重介入:第一,将历史上的男性领袖人物虚拟成为女性化身体,由艺术家本人生产并完成了作为影像媒介的政治图像,强化了女性性别权力话语的政治诉求;第二,作为女艺术家身份的政治图谋让自己进入虚拟的空间,使自己成为政治图像的一部分,在举镜的刹那便成为了凝视政治的生产者。艺术家雷燕在自己作品中的两个政治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是通过身体的错置将由女性的身体代替男性领袖的身体,一是让自己的身体置身于画面中,让自己与历史发生关系。建立雷燕艺术图像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也是符合女性主义艺术发生逻辑的一种反抗模式。艺术家王淑平的观念图像《星球G20峰会》,由20个女性模特摹拟20国首脑会议现场的行为艺术表演,通过肉身的反抗性、制度的质疑性和话语的主体性,传递出了强烈地女性政治权力的精神诉求。
    利用身体的寓言文本建立一种女性话语主体的视觉政治的图像,也是女性主义艺术性别政治的特征之一。艺术家段舜婕观念图像作品《风景——仿溪山行旅图》,作品借用了中国古典艺术史北宗代表人物范宽的作品《溪山行旅图》,但是经过数码技术处理过的“溪山行旅图”,不改原作纪念碑式山水的恢宏气势与伟岸,其中,作品中的山水元素皆由女性的内衣内裤建构,完成了段舜婕式的“风景”再造的政治犀利与文化野心,解构了由男性生产并主宰的山水文化价值体系的话语霸道。如果说段舜婕利用女性的内衣内裤寓言山水文化,那么在艺术家陈庆庆的作品《关于伟大》中,通过一个黑色的棺椁里红色古典建筑环境中列队仪式化的男根,寓言并消解文革中性别无差异雄性荷尔蒙的政治符号——红卫兵文化。无论是段舜婕还是陈庆庆的作品,其文化质疑与批判的立场十分鲜明。
    在两性文化中,尽管女性性别的概念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作为历史时期阶段性的策略,围绕着女性性别的权力话语展开的艺术实践,生产出了文化质疑与批判的视觉图像,不仅建立了具有人文特征的女性主义艺术价值体系,而且也成为具有前卫意识的中国当代艺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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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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