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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品田】排他的“多元化”——审视当代美术理论领域的一种价值取向
时间:2018-11-6 14:54:51      点击次数:97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吕品田     字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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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30年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持续快速的发展。

     合着大改革大开放的历史脉搏,当代美术理论领域也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珍惜机遇、倾心学术的广大美术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勤勉治学、认真探讨、积极争鸣、广泛交流,奉献给这个时代以清新深透的思想知识和卷帙浩繁的史论著述。成就中那些切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中国文化立场的思想光华,将穿越历史,成为来者辨识和体认今世人文情怀和精神创造的耀眼特征,并融入文化传承的绵延之流。

     大改革大开放的社会环境,给当代美术理论领域的各种价值诉求提供了条件和机会。30年来,从“伤痕美术”到“’85思潮”,再到“新生代艺术”以及由20世纪90年代推演至今的“当代艺术”,美术领域起伏跌宕的思潮和五光十色的形态,既反映了时代变革所造成的复杂多样的思想、态度、情感和意愿,同时也显示了美术理论领域主诉批评形态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影响。尽管“自我表现”、“个性”、“观念性”、“现代性”、“当代性”、“公共性”、“后现代”、“后殖民”等缤纷的术语因存在立场、语境方面的变数而至今含义难以一定,但结合批评话语对实践形态的习惯性指涉,却也可以感受到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色彩及其指向性。

     在这30年里,作为理论批评化的一种表现,美术理论领域的各种价值诉求主要通过批评途径和批评话语来表达。这不仅因为批评的实践品格便于直捷地表达一种价值诉求,也一定程度地因为有基础理论的支撑,相应的批评话语通常不必为其术语再做艰难复杂的基础理论论证和阐释。在门户大开,西方文化引进速度可比肩于经济建设“深圳速度”的这30 年里,后者尤其成为泊来的批评话语为泊来的驳杂价值诉求代言伸张的缘由和可资利用的特点。当然,基础理论的引进、吃透以及普及远不是抓译几个概念名词就可以快速搞定的事情,再加上不能保证批评者自己就一定吃透了,所以这30年与文化引进有关的批评话语难免有夹生的情况,甚至也难免有狐假虎威、挟洋以重的情况。因为这原因,要想由这时期的时尚批评话语寻绎辨析其理路意指以至于价值观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你的理解力或许会被一堆云里雾里的语词和令人云里雾里的文法先行阻止。不难注意到,那些专为种种需得添加引号而特其所指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推波助澜、鸣锣开道的先锋批评话语,多半都带有这种“话语玄奥”。因为这等情形很普遍,也就难免让人以为其中包含了某种策略。在此且不妄作猜测,还是由这一路批评话语进行“当代美术理论领域的一种价值取向”的讨论。

    就社会影响而言,这一路美术批评的价值表述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价值表述本身,在于它所透露的试图影响当代艺术认知和行为的持续的导向性。不妨质言之,这种导向性就是所谓的“多元化”。它透着一种特别的价值观。

     字面本身是不能提供判断依据的。因为今世提倡“多元化”的或所提倡的“多元化”各行各业都有,意思也有所不同,所以未必都是有问题的,不能抛开具体情景专就字眼来作价值判断。笔者据之以论的这一路美术批评话语,其所推崇的“多元化”自有一种比较确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其确定性可由它所关注、支持和倡导的那些每以“前卫”、“先锋”、“实验”、“现代”或“当代”为冠词,每以故弄玄虚、装疯卖傻、施暴行虐、张扬鄙俗、狂泄私欲、亵渎神圣为能事的“艺术”认知和行为得到显示。不难理喻,这些“艺术”所显示的确定性,是一种矫情自用、恣意妄为、无视规范、不负责任的“绝对自由”。在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属于情绪性质的“绝对自由”诉求,对于化解、释放特定历史所造成的心理积郁和社会能量或许不无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在个人权益日益被尊重并日益得到维护的新的社会环境中,倘若要求将“绝对自由”由一时的宣泄需要转化为价值观层面的绝对诉求,并力图通过批评的理论形态推而广之为普遍提倡的社会意识,那势必构成对正常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破坏。这一路美术批评话语所推崇的“多元化”,便是以“绝对自由”为价值观目标的一种绝对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元化”推崇中的“绝对自由”,不是由字面所理解的,是一种不含限制性或指向性的自由,实际中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大体可归纳为三种“去”:“去中心”、“去文化” 和“去中国”。

     1、所谓“去中心”,即拒绝和悖逆国家意识形态及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以这种“多元化”为推崇的批评话语,用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坐标纸为当代中国社会绘制了一幅制内制外判若鸿沟的“思想版图”或“价值区划”。它将但凡主张艺术体现国家、民族、社会、民众和集体利益诉求的思想言论及其言论者皆归为“体制内”,讥之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应声虫、文化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以及僵化的保守主义、虚伪的道德主义等等;反过来,无论言论者是否享受着国家体制和公民身份的有形无形的好处,这种批评话语都乐于把自我搁置到“体制外”,并以一副殉道者式的神圣表情或骑士般的勇猛架势向“中心”叫板,用已成套路的“体制外意识”和“体制外词汇”拿腔拿调地对“权力”发难,颇有一点“红卫兵情结”和“造反派作风”。它们以外之于“体制”为所谓批评的独立性,异口同声地指责“文以载道” ,指责“社会责任”,指责“道德规范”,指责“艺术标准”,指责“宏大叙事”,如出一辙地希望社会文化空间“空心化”,以成毫无负担、了无准则、不求整合的旷地空场,任由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撒野狂欢。

     2、所谓“去文化”,即鄙视和抛弃人类在文明化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现人性本质的文化活动方式和人文讲究。以这种“多元化”为推崇的批评话语,以“身体化”、“行为化”、“视觉化”、“材料化”、“工具化”大力张扬人的动物性和人文生活的物质性,否定对本能冲动的文化抑制和对本能目标的文化调节,否定审美艺术这种宣泄本能、满足欲望的文化方式和社会途径;把夸显兽性、野性、痞性、劣根性的“去蔽”、“自虐”、“反常”、“涂鸦”阐释为“人性解放”、“人权尊重”,阐释为诉诸“艺术创新”的“文化重建”。同时,它们也把以社会共识为基础、体现人类文明历史积累和文化发展规律的中外传统艺术语汇、法度、体裁、程式和技艺等,恶之为禁锢创造力和个性的樊篱,竭力拆除区分开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高雅与粗鄙状态,体现人类文明创造水平高度和深度的精致“文化之墙”,且自以为是、自鸣得意地在人所不屑的“荒滩野地”上呼幺喝六,不曾想过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告诫:在自然状态中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暂的”。

     3、所谓“去中国”,即无视和否定在“全球化”语境中维护民族艺术生态及话语权之于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民族利益维护的战略意义和正当性。以这种“多元化”为推崇的批评话语,把西方艺术理论中所体现的价值尊奉为适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真理,不加咀嚼地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将西方艺术经验普遍化、人类化、中心化,却将中国艺术特殊化、民族化、边缘化。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和知识框架过滤的批评理论话语,每每称颂美欧现代艺术实践的“普世性”和“先进性”,俯首承认其引领世界艺术潮流的中心地位和权威价值,大肆赞扬和追捧那些在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符合或迎合西方利益诉求及文化战略的风格和类型,扬之为“世界主义”和代表艺术前进方向的各种“后”主义;转身来则极力贬损坚持中国文化立场、体现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抑之为“民族主义”和阻碍文化发展的“保守势力”。这种批评理论话语不仅本身构成西方知识的“消费市场”,也在客观上有助于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中国本土的纵深性渗透。

     审视当代美术理论领域这种排他的“多元化”,不妨设问:它究竟以谁为利益主体?以什么为价值本体?以往,国家意识形态指广大群众为整体性的利益主体,要求艺术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的健康审美诉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市场化进程使现实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么明确了。在人声鼎沸的市场情境中,“人民”这个利益主体不再具有整体性,或者说这个整体性的主体已被市场机制碎化为众多个体,而突显市场的真正利益主体是画商、策展人、艺术赞助人等中介角色,他们成了实际承担当代艺术创作利益诉求的新的“整体性主体”。然而,他们所追求的价值本体是什么?他们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吗?与市场化接踵而至的“全球化”,使艺术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随中国艺术社会空间的全球性扩展而转入更大场域。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立场差异,其间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变得更加迷离诡秘。海内外的画商、策展人、收藏家、基金会等中介角色,在为各种“国际资本”选择和培育各有归属的艺术形态。这些“国际资本”代表怎样的利益主体?所诉求的是怎样一种“国际利益”? 当代美术理论领域的“多元化”价值诉求与之又是怎样的关系?

     审视当代美术理论领域这种排他的“多元化”,也不妨设问:它何以能够形成眼下的格局?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随社会实践主题的调整与转换,当年整饬的社会文化核心价值及其艺术批评体系渐趋消解。作为社会文化形态和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这种变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随后的主流文化建设工作是否及时跟进?是否就社会文化核心价值及其艺术批评体系与时俱进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作了足够的努力?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情形是,官方场面上大家都敷衍于“弘扬主旋律”的空洞说辞,而日常现实中却是“多元化”大行其道,以至于“提倡多样性”难免被解读为“怎样都行”的政策庇护。比较起来,所谓“体制内”的批评机制,似乎因社会文化核心价值及艺术批评体系建设的不力而陷于立场游移、取向不定、言辞闪烁的“失语”状态,反倒不如所谓“体制外”的批评话语来得直快。

     遥想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毛泽东引言所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鲜明的立场意识,为毛泽东时代的艺术批评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历史地看还是逻辑地看,那时的艺术批评总是旗帜鲜明地介入社会现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横刀立马、披沙拣金,成就了作为艺术批评的价值,也成就了中国艺术批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体系化形态。回望历史,那个时代的艺术批评立场鲜明、取向明确、义理清晰、语汇统一,极富实践性。无论我们今天怎样检讨过去的失误,就批评哲学而言,毛泽东时代没有遭遇“多元化”对批评本体的瓦解,也没有遭遇“多元化”对批评价值取向主流趋势的干扰。由那些至今依然透着刚健气质和崇高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我们感觉到同样透着刚健气质和崇高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批评的逻辑力量和实践魅力。

     因排他的“多元化”批评话语的切入,当代美术批评的整体价值取向不免受到影响,其间不乏“多元化”气息。鉴于此,寻求个体和社会、历史和未来、自由和责任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谐和,重铸当代美术批评的共同基础,当是大家共同的使命。

发表于《美术观察》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郑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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